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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思杭州“限牌令”:公共政策如何出台

阅读背景:继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等城市之后,杭州也加入了机动车限牌城市的行列。与以往不同的是,杭州此项政策出台招致的媒体抨击与舆论反弹显著高于前几个城市。随着多次辟谣之后“限牌令”落地,“突袭式”政策带来的舆论涟漪效应还在持续。

    “事后补漏 ”vs “扎好篱笆”

公共政策之所以需要严谨、有效把握,在于其将显著地引导着公众的个体行为选择,并对社会秩序产生现实影响。特别是一项涉及众多市民的公共政策,往往有难以预料的社会机会成本。

一石激起千层浪,杭州””宣布汽车“限牌令”后,杭州车市更是“喜迎”不眠夜。在市场的狂欢盛宴中,当地媒体走访发现,不少4S店却把“令牌”当“王牌”:彻夜通宵经营,捆绑销售、坐地起价,“这次限牌,车商却早早打开了荷包大肆‘吸金’”。《经济导报》描述道,“车商赚得盆满钵满,百姓瘪了钱袋。”杭州车商趁火打劫,新华网为此发文怒斥,“民生政策岂能成了车商的“暴利工具?”

无独有偶,去年年底天津市“空降”限牌令,同样引发市民连夜持币抢购,被称为“抢车如抢白菜”。面对“限牌令”,市民深陷手忙脚乱窘象,有关部门也因此备受痛骂,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,最终落得‘双输’结局。有评论人士质问,“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下好先手棋,预判政策突袭带来的社会影响,并采取措施予以化解?”

十八大报告中专门强调了“制定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的重大决策,必须进行社会风险评估”。实际上,有关部门完全可以预料到限牌政策对车市的影响,在这种情况下,管理部门更应该加强政策评估与预判,完善设计与管理配套,提前打好预防针,“在限牌令颁布之前,应该有相关有预防利益输送的机制”、“与其在事后不停地补漏,不如提前扎好篱笆”。

“突袭式”VS“过渡式”

本次“限牌令”招致相对猛烈的抨击,一个重要导火索是政策发布与实施之间仅仅间隔“5小时”。面对各界“为何要搞突然袭击”的追问,有关负责人说,发布会选择在晚上7点召开学习的是“天津模式”。那么,“天津模式”是一个什么模式,值得如此效仿?

2013年12月15日19时,天津市政府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,宣布实施机动车限行等措施。对这一“空降式”的新规,很快有舆论批评天津“不设缓冲期”,网友用“半夜鸡叫”、“算你狠”形容以表达不满,舆论鲜有正面评价。

“怎么说限就限了呢?也太突然了吧”、“25号下政策,26号开始执行,一点都不给大家时间”,操之过急的政策实施成为备受诟病的“灰色燃点”。正如有评论认为,“或许,类似的‘突然袭击’已成某种‘惯例’,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,存在未必合理、‘惯例’也未必合乎程序”。政策的时效瑕疵早使其成为众矢之的,民本政策实施真需如此急促?能不能给市民一个心理与行为选择缓冲期?

回头来说,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选择出其不意地发布新政,无疑也有可减少公众非理性行为反应,缩小市场震荡等方面的权衡,毕竟5个小时内的抢购量会有限。业内也都明白,政策过渡期越长,政策执行效果“打折扣”风险越大。但即便如此,这种做法并不为舆论所认可。有文章分析认为,“出其不意,政策出台和施行跳过了中间过程,直接无缝对接了。就算管理意图能够实现,代价却是一些重要价值的丢失” 、“不少公共决策成为决策者的事,公众无缘置喙,也就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分析、理解、后果预期,人们对政策的反应自然情绪化。政府反过来以公众非理性反应为由搞政策突袭,结果就在政策突袭与公众非理性反应之间形成恶性循环。”战术上的“成功”,战略上的短视,对政府公信构成长远杀伤,这也与

《决定》提出的“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,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,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”相背离。面对日益多元复杂公共舆论环境下的政策困境,显然需要决策者准确在“最大期望收益决策准则”和“最小机会损失决策准则”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
“民间传谣”VS “官谣”

从今年2月起,坊间关于杭城限牌的传闻大剧频繁上演,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辟谣。而这一次,屡次传闻中“狼”真的来了。从22日晚,微博、微信已开始流传有关杭州限牌的信息,传闻还给出了确切时间为25日或26日,而4S店也加大宣传攻势,“即将限牌,请速购买”。最后的舆情演绎也证实了“小道消息”就是“真消息”。